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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古斯塔夫冯施米勒（德国），威廉阿什利（英）译，严鹏译注，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5月出版，184页，6800元

1862年9月30日，新任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下院预算委员会的30多名成员面前宣布“德国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自由主义，而在于其实力。”……现代的重大题不能通过演讲和多数决议来解决……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但这需要铁和血！”

然而，这句著名的“铁血演讲”虽然流传于世，但在当时的德国却是不被容忍的。俾斯麦的言论很快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德国，不仅普鲁士议会拒绝通过预算，而且遭到了整个欧洲的严厉批评。“铁血”首相的第一声呐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温柔。真正揭示“铁与血”外壳下的强国之道、呈现德国统一的基础的，不是政治家的几句惊世骇俗的话语，也不是金融家的美丽想法，而是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它是建立在历史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的。正如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所说“事实是，最发达国家以最严厉的民族利己主义，使用一切金融、立法和暴力武器，使用航海法和反航海法，使用舰队、海事法庭、国家地图……并利用他们控制下的贸易和公司，这样，如果他们不是锤子，那么他们就必须成为集体生存斗争中的砧子。”历史学派起源于重商主义。《族书》传至金朝，《延哲隆》传至汉朝，他写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的经济秘密，也揭露了崛起的黑暗阴影现代西方列强的代表。

学校的兴衰和意识形态的争论。

历史学派是随着19世纪德国的统一和重商主义的衰落而出现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现在西方经济学中有着不同的意义。通过亚当斯密细致的分层建构，新大陆的原材料掠夺和货物倾倒、三角贸易中的奴隶船、持私证的海盗巡逻、欧洲屡次争夺霸权，都被概括为“重商主义”。其中之一涉及特权商人的垄断以及寻租和国家干预制造业和贸易的模糊概念。然而，亚当斯密提出“重商主义”的概念来批评现存的企业家追求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国富论》出版后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明确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即使在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强大复兴中，其影响也持续至今。重商主义已经成为贸易保护和保密的代名词，一度被钉在了可耻的经济支柱上。

然而，斯密提出的“重商主义”概念却被当时处境完全不同的欧洲大陆另一批学者所接受，他们开始朝不同的方向思考。在尚未统一的德国，具有共同思想和传统的学者们认识到经济联系的必要性，并通过历史寻求经济共同体。这也是——关税同盟的由来，它是普鲁士统一过程中最大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关税同盟思想的主要支持者并不是普鲁士人，而是符腾堡经济学家、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作为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先驱，李斯特在尴尬和沮丧中度过了一生，不仅成为德国本土短视企业家的目标，也成为奥地利秘密警察追捕的重点罪犯。他的国民经济制度实际上对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但直到他死后才向世人揭示，他因此获得了德国杰出民族英雄之一的崇高地位，并打开了历史学派的大门。请输入德国。

李斯特的贡献是将民族国家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并以统一国家的统一商业政策进行国内和贸易。更重要的是，民中学派不考虑民族，而是一方面考虑整个人类，另一方面只考虑个人。有文化的人应该自由竞争，这对双方都有利，只有双方在产业发展上处于大致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有能力推进它，那么这项事业的精神和物质手段必须首先增强自己的力量，然后装备它与更发达国家自由竞争……我认为德国我认为我们应该废除并采取关税。统一对外商务政策。通过这一点，它努力达到其他人通过商业政策所达到的工业和商业发展标准……德国商会成立。它废除了国内关税，并使全德国统一的商业政策成为可能。”

无疑，这违背了亚当斯密的思想，李斯特也批评了这些痛恨垄断的经济垄断者。亚当斯密创造了“重商主义”一词来批评，但在《国富论》中他毫不犹豫地赞扬了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诸如导航之类的东西。英国依靠重商主义实现繁荣，但它警告欠发达国家，重商主义是不可取的，它们应该同意自由放任的政策，这将有助于它们利用作为大国的优势。与斯密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新抽象分析方法相比，李斯特依靠历史研究来记录英国的政策实践，这在事实面前削弱了英国自诩的理论优越性，同时也引入了历史研究。该方法被纳入经济研究，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应运而生。

历史学派中，有紧随李斯特的“老历史学派”，有随着德意志帝国统一而逐渐领先的“新历史学派”，还有德意志帝国末期出现的“最年轻的历史学派”。19世纪。十九世纪。以威廉罗舍尔为首的“老历史学派”完成了学派的学术建设，“最年轻的历史学派”则跟随其创始人沃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发展社会学研究，将历史学派转变为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换句话说，正是罗舍尔之后发展起来的施穆勒领导的“新历史学派”，形成了真正经济学的成熟结构，并与德意志帝国共命运。”是他的开创性工作。

德国基尔港，1882年

重商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作为李斯特的符腾堡同胞，施穆勒的命运比他的前任要顺利得多。当俾斯麦推动日本统一时，施米勒于1865年成为哈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并在斯特拉斯堡的“帝国大学”任教，该大学在1872年普法战争胜利后重组，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教授。五年后，他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德国统一和发展的好处使施米勒和历史学派蓬勃发展，仿佛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竞争。1872年，施米勒创立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时，他在开幕致辞中提出“公众对‘经济议会’所体现的统治当今市场的经济学说是否能够永远占据主导地位抱有深深的怀疑。能否引入自由？做生意的权利和中世纪建立的所有工业法是否可以实现？”废除这一传统会创造出狂热分子所预测的完美经济环境吗？”换句话说，施穆勒主张“社会”的对抗。近代以来，重商主义与国家形成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发现重商主义作为“国家的理由”的历史意义。施米勒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发生在经济组织与政治权力和秩序置于同一基础上的时代”。将利益惠及更广泛的地区——“随着单纯依靠乡村利益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困难，无政府状态下无休无止的小规模斗争的胜利越来越无望，到处都出现了创造更大经济力量的努力。”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趋势。”这无疑为德国建国和统一的趋势提供了重商主义的解释“一分只花在原产地”，所有小货币区都被邻国的廉价货币淹没，“劣币即良币”。”危机会在“驱逐日耳曼人”的趋势下迅速蔓延。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经济碎片化使其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施穆勒眼中，15-17世纪建立的德意志国家“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有经济上的需要，那么只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强国，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次经济转型。”“导致了一种大规模的经济重组以及相应政策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各国开始将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反映在其政治制度和政策中，在两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由此，重商主义的概念应运而生，它与亚当斯密的消极定义有很大不同，强调民族国家的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就是从经济共同体创建政治共同体，这具有广泛的意义。这一制度的意义这一制度的本质不是建立在货币理论或贸易平衡理论、关税壁垒、海关保护或航海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更大的基础上社会及其组织、国家及其机构的全面变革。地方和领土。它的基础是用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取代国家的经济政策。”

由此，重商主义成为民族国家的先行者和使命必须消除旧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才能创造新的民族国家共同利益和新的相同制度，民族经济利益已达到一个集结点。国家和国家经济政策、对外保护和支持国家争夺重大对外经济利益的思想由此诞生。施米勒认为重商主义是在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竞争的生存斗争中权衡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的要求。回顾历史，施米勒用无可辩驳的例子列举了在国力与国民财富密切关系下政治力量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荷兰和西班牙以东部为中心。印度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英法之间的海战以及随后的欧洲和世界战争，都是在国家支持下工商业无情扩张的结果。还有他们的权力斗争。对于亚当斯密来说，重商主义是一个过时的概念，急需批评；对于施米勒来说，重商主义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他悲惨地指出，只要存在独立于国家利益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克服。

普鲁士工业化与共同体之路

施米勒曾用与俾斯麦相同的语气指出“从1680年到1780年，德国面临的题不是重商主义政策是否必要和可取……而是人民一致认为这是适当的。””这意味着教育国家走上经济独立和摆脱对外国的商业依赖的道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施米勒特别关注普鲁士国家在德国工业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选帝侯试图建立一支海军来控制东欧商业开始，腓特烈家族的几代人就致力于在这个年轻的军事化新教国家建立一个可以与西方文明国家竞争的工业，以控制国内市场并升级农村和农村。我们继续前行创造。这座城市的中世纪手工艺逐渐使该国摆脱了对西欧贸易和金融的依赖，最终加强了其对其他东方国家的影响力。面向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生产的产业，尽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但仍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市场，在最困难的两个领域寻找出路制造和贸易。当时，普鲁士与其说是欧洲兵营，不如说是欧洲血汗工厂。低利润的雇主、冒险的承包商以及廉价、低质量的产品使普鲁士工业臭名昭著。1887年8月23日，德意志帝国成立后，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进攻性商标法，规范所有来自德国的进口产品。所有产品必须带有“德国制造”标志，以区分低质量的德国产品和高质量的英国产品。然而，艰难的工业化使得普鲁士国家通过其核心产业及其产出的性质获得了自己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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