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笔下的希特勒崛起几个人推翻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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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龚古尔

希特勒成功前的那一刻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刘远航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1992年第914期

当龚古尔学院秘书长迪迪埃德科内宣布最终获者时，很多人都惊讶于一部很难被称为小说的作品竟然获得了法语世界的最高荣誉。那是2017年11月的一个星期一下午。巴黎市中心的Drouin餐厅喧闹拥挤。

这部未在规定期限内发表的作品，作为例外候选者首次被提名并进入长名单，并在第三轮投中击败其他三部作品，获得当年的龚古尔。龚古尔文学的金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但金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的额外印刷品和顺利的销售。

这篇文章名为“议程”，只有160页。它描述了二战前希特勒崛起期间的真实事件。德国工业巨头的二十四位负责人出席了这次秘密会议。他们的妥协和支持对纳粹在德国的统治产生了直接影响。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不同，作者用电影镜头般的文学语言，将当时的历史场景还原给读者。

作者埃里克维亚尔通过第一手资料和文学想象，向读者展示了一小群人如何能够推翻整个国家。同时，他的作品重构了真实事件，蕴含着特殊的社会语境和现实借鉴。

“历史不是既定事实的积累。文学是普遍理性与现实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对人类的理解会通过我们的焦虑和实践而不断更新。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不死，必须不断回顾历史。”埃里克维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5月，《议程》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文学允许一切，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指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危险境地。作者说，如果不充分反思过去，过去的狂热就会再次占据我们的生活。“人不会两次陷入同一个深渊，但人总是以同样的方式陷入荒谬和恐惧，”作者写道。

当文学走进历史

阿道夫希特勒走进客厅，面带微笑，轻松甚至愉悦。这是维亚尔在《议程》中描述纳粹独裁者的开场场景。最初，维亚尔设计了更多戏剧性的场景，以强调希特勒和他的副手戈林令人惊讶的外表。

但作者遇到了题，停笔了几个月，也许一年，然后改变了他的设定。在最终版本中，独裁者走进客厅只是一个普通场景，而希特勒只是其中之一，是历史上可怕的一面。

很多人，不仅仅是那些政客，还有你客厅里的24位企业家。希特勒与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支持。这些工商业巨头包括著名的西门子、欧宝、克虏伯、法本等。

今天是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当选总理。半个月后，即3月5日，议会定将正式举行选举。纳粹党能否获得多数选将决定希特勒的未来，而未来的关键在于金。

没有人知道那天谈话的具体内容，但维亚尔用他的文学想象力打开了紧锁的会议室门。

欧宝创始人威廉很轻地清了清嗓子，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抿了抿嘴唇。有时，银行家哈尔玛查赫特（HjalmarChacht）会举起精致的眼镜，用鼻子蹭着鼻子，伸出舌头舔嘴唇。克虏伯军火公司的古斯塔夫脸色有些红润，感冒了。

最终，古斯塔夫捐赠了100万马克，出席的其他人也捐赠了数十万马克。这些只是普通捐款，将用于纳粹游说、年度励、政党支持等。12年后战争结束时，大多数这些公司仍然生存下来。

即使在今天，汽车、洗衣机、家庭保险、手表电池等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工业船舶桅杆的轻微晃动都可能导致该国的政治失去方向。

在经济的帮助下，政治怪物终于现身了。国会大厦纵火，集中营的建立，以及邻国的贪婪。五年后的2月12日，希特勒与奥地利总理舒施尼克终于会面。

除了舒士尼格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说了什么。他在回忆录《奥地利安魂曲》中记录了这一天。奥地利总统时而盘腿而坐，时而放松双腿，感觉有些不安和不舒服。面对德国元首的咄咄逼人，奥地利总理一副好学生的样子，手上都开始出汗了。

在阅读舒士尼格的回忆录时，维亚尔感到一种强烈的困惑和困惑。会议当天，希特勒指责奥地利没有为德国做出任何贡献，舒施尼格急忙到历史中寻找证据。最后，舒士尼格想到了音乐家贝多芬。“贝多芬不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回说这位音乐家出生在德国波恩。

维亚尔说，“这段谈话的内容其实有点荒唐。在某种程度上，它暴露了舒施尼格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盲目无知和肤浅。舒施尼格奉承上级，欺负下属。不幸的是，这产生了历史后果。”他说。中国新闻周刊.

中文版《议程》。

当历史照进现实

作者维亚尔现年51岁。他出生于1968年，当时法国社会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维亚尔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虽然不是左翼分子，但反对独裁统治。维亚尔回忆说，他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把他带到阳台上，向他指出他的父亲在路障上打斗。当时流行存在主义哲学，父亲的书架上摆满了这样的著作。

成年后，维亚尔在学校获得了法律和政治学位，并在巴黎高等社会学院获得了“历史与文明”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维亚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德里达对细节的关注，思考和写作密不可分，这也成为维亚尔后来写作的一定准则。

维亚尔31岁时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并结识了导演菲利普格兰德里厄(PhilippeGrandrieu)。两年后，两人共同创作了电影《新生活》。维亚尔用这笔收入环游世界。

当时，维亚尔正乘坐一列来自西欧的火车，一路上不断失去“支持”。在东欧，不再使用原来的拉丁词根。在俄罗斯，拉丁字母也被俄语西里尔字母取代。当他到达哈萨克斯坦时，对该地区的文化符号感到陌生。在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眩晕。头晕过去后，我感觉到巷子里有一种熟悉的气氛。

跨越界限是维亚尔写作的兴趣和偏好，并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写作风格。他在采访中经常引用中国导演和作家的话。谈到《议程》的跨界议题性质，维亚尔提到了陈凯歌的《黄地》。

“这部电影与传统的浪漫叙事不同，通过面孔和身体的色并置，以及连续的空白场景，它构建了一种比故事本身更深层次的语言。”维亚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影语言也是他写作时运用的一种技巧。

在谈到文学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反应时，维亚尔提到了巴尔扎克和劳歇尔。“文学不是一种轻浮的体裁。我们不能忽视当前形势，公然向当权者妥协。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财富越来越多地落入少数人手中。我们必须继续卢梭在《文学的起源与基础》中所说的。“俗话说，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但果实属于所有人。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维亚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维亚尔的许多文学前辈一样，他喜欢早上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写作，但与许多坚持文学本体论的法国作家不同，维亚尔继续关注实际题，历史领域指导着他的写作。固定主题。

2009年出版的《征服者》记载了皮萨罗1532年征服秘鲁的历史。2012年出版的《刚果》的背景是1884年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历史性会议。2016年出版的《七月14日》的背景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

今年1月，维亚尔在法国出版了他的新作《穷人的战争》，故事背景是1524年的德国农民。出版商原本计划在春季出版该书，但维亚尔根据法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提出在一月份出版该书。当时，“黄背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之所以写《议程》，与社会状况也有着内在的互动。在不平等日益加深、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猖獗的欧洲，文学就像历史警报的回响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响彻书页，稍不留神，经济就会成为政治的帮凶。

为了写这本书，维亚尔继续收集信息，进行“知识考古”，并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在一起。维亚尔还从学校教科书中了解了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历史，但发现历史中的矛盾越来越多。这些历史的盲点和空白成为维亚尔写作的强大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2期